浙江危局：百强或批量死亡 民企重镇变信贷危险区

导读：表面看起来只是民营企业遇到问题，但处理得不好，恐怕会出现大危机。若民营企业大受波及而倒闭，则经济社会中的其他机构与个人也将难以独善其身。

“这一轮的互保危机与过去不同，过去倒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这次出问题的则多是大企业。本地百强企业中大部分都有波及，由此引发的资金困难问题就像剑悬头上。如果政府、银行再不伸手相救，任企业‘失血’而亡，很有可能令当地经济面临崩溃，倒退20年也是有可能的。”在曾经名列全国百强县前茅的某地区，一位企业家陈闵（化名）如是说。

陈闵的企业正被卷入互保危机之中，他如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来回跑政府、跑银行调解之上，“企业经营都没有心思了。”他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浙商》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企业家都表示同样的担忧。

去年来，包括上述地区在内，浙江不少地方出现新一轮资金危机，而银行抽贷、企业互保，更令形势雪上加霜，导致当地不少优秀企业都陷入困境，危如累卵。

作为浙江经济中坚力量的民营企业，正在经历一场风暴。而需警惕的是，若民营企业大受波及而倒闭，则经济社会中的其他机构与个人也将难以独善其身。发生在浙江一隅的故事，或许就是风暴将要席卷更广阔地方前的预警。

“百强或批量死亡”

该地区工商联党组书记A如今的办公地点长驻商会大厦4楼一角。2月以来，该地区化解企业风险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办公地点就设在此处。这个长的拗口的名字已经为当地企业家所熟悉，他们称其为“化解办”。

“我看A每天都要接待不少人，上次我去找他，排队等了三个多小时。”陈闵如是说，“上门的企业家真是多，不久前，我们这里知名的8家企业老总集体到化解办去静坐要求协调，他们（政府）压力确实很大。”

所谓化解办，正是为了化解企业资金链风险，防止其扩散专门成立的机构。今年2月14日，该地区委常委会召开第51次会议，听取关于化解风险企业资金链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情况汇报，并进行研究，随后，该地区委办公室专门出台了《关于化解风险企业资金链问题的若干意见（试行）》。

虽然并未公开宣传，但当地的金融环境正在恶化已是不争事实。作为身处其中的企业家，陈闵尤为痛心。

陈闵不愿透露担保款项的多少，只说对企业影响很大。对于未来，他还抱有希望：“我们这个（担保）链条圈内涉及债务估计超过五六十亿元，涉及数目这么大，政府一定会救我们的。”

这种听来吊诡的心理并不独他一人，而是相当多企业家的内心写照。该地区另外一位企业家向《浙商》记者透露，当地一轻纺龙头企业也有涉及互保问题，圈内猜测那条担保链涉及债务恐有百亿元。“这种大企业是不会倒的，现在跟他们挂钩的企业心存侥幸。政府总不能看着龙头企业倒吧？如果这样的龙头企业倒了，当地就要乱了。”

龙头企业真的不会倒吗？其实就连陈闵自己也不敢太乐观，原因在于他看到不少原先的百强企业说不行就不行，倒势惊人：“以前是一家一家地倒，现在是一圈一圈、一群一群地倒。太吓人了。”他称，该地区原先的优势产业如纺织、化纤、钢构无一幸免，都有龙头企业处于危困边缘：“牵涉范围那么大，政府哪怕想救也救不过来啊。”

在企业家圈内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如果政府、银行、企业不能联合起来应对，当地百强企业中有可能一半要面临倒闭。“现在我们企业真的到了血被抽干的时候了。”陈闵感叹。

民企重镇变信贷“危险地带”

这一轮企业危机除了行业龙头成为重灾区的同时，还呈现另一个特点，即很多濒临倒闭的企业是行业前景良好、自身经营没有大问题的优质企业。

陈闵在当地经营企业多年，自认人脉熟。一提到朋友们的近况，他就哀声叹气：“跟我互保的那两家企业，是交往十多年的好朋友了。当初我是做能源的，他们两家企业一家做化纤，一家做钢材，行业形势比我好不知多少倍。担保的事情还是我拉下面子求他们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我能源做得风生水起，而他们所在的行业连年下行，形势已经完全逆转了。可是那又有什么意义，到头来命运都是一样，大家都面临资金困难。”

陈闵为《浙商》记者列举了一系列企业的名字，他称，原来当地经济情况好的时候，80%的企业都有互保的关系。“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企业家们‘背靠背’贷款是很普遍的情况。”陈闵最早与朋友互相担保已经是2004年左右的事了。

类似的说法《浙商》记者也从多方听闻。一位房地产企业主甚至表示，估计该地区涉及担保的贷款总额或将逾千亿元。这其中，原来的行业龙头企业们所涉及的互保圈所占份额最大。“单个圈子总额超过50亿元的恐怕不在少数。”

为什么行业龙头和优质企业会在这一轮互保风波中纷纷受害？某担保公司负责人对《浙商》记者表示：“2011年到2012年间，中小企业因为互保导致资金链紧张，倒闭了不少，那多是小企业船小经不起风浪，而大企业底子稳，当时虽然有损失，熬一熬把亏损消化了。没想到经济形势一直不景气，企业现金流越来越紧张，原来想用未来的利润补亏损，现在也办不到了。长此以往，企业越来越困难，就像绷紧的弦，加一分力都会出事。互保链上的企业一家有风吹草动，其余的都会吃不消。另外，这次重灾区的几个行业都以传统行业为主，这些行业也是近年来最受宏观大环境影响的行业。”

为了防范化解互保联保风险，2月初该地区区果断出台相关政策，规范政府、企业、银行三方行为准则，尤其要求当地银行不能随意抽贷，但效果如何有待观望。不少企业家表示忧虑，政府管不了当地银行，银行方面听说了政府的态度后，各自的省级分行纷纷上收了支行的贷款审批权，这样一来，政府的协调效果大打折扣，还有可能影响当地的整体形象、连累另外的好企业。

在企业对银行疑虑重重的同时，银行同样对企业现状十分忧虑。一位银行业人士对《浙商》记者表示：“互保机制现在看来虽然有很多不足，但在经济发展时期确实帮助企业融到了钱。现在要求银行争取平移贷款，暂停向企业收取利息，一来很多银行即使连其省级分行也没有这样的权限，二来，受银行机构内部的考核机制所限，要是出现呆坏账，我们弄不好是要丢饭碗的。”这位业内人士称，短短一年来，某国有大银行仅浙江省分行下属各地负责人因互保贷款出现问题而被就地免职的就多达数十人。

“现在听到浙江一些地方就怕。”不少银行业内人士对《浙商》记者表示，这些地区的金融机构近段时间来对民营企业普遍惜贷慎贷，过去的民营企业重镇，如今已经成为不少人眼中的“危险地带”。

招商银行杭州分行一位负责人对《浙商》记者称，未来，浙江一些地方的银企关系或许还会更加紧张。“温州等地已有先例，具体怎样走，还得看政府怎么做。”他表示。

救企业就是救社会

“这一年来，‘国进民退’的趋势越来越严重了，传统企业银行不支持，房企银行不支持，中小创新型企业也很难融到钱。钱都到国有企业去了。”陈闵叹气，“贷款给国企一定安全么？现在的情形就像2008年左右民营企业好贷款一样，银行当时也追着民营企业问‘需不需要贷款’，结果呢？”

“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批民营企业遇到问题，但处理得不好，恐怕会出大问题，国际金融危机最早就是从债务危机开始的，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最终引发了蝴蝶效应，形成把全世界都卷进去的大危机。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陈闵称。

“救企业就是救银行，就是救社会。”不少企业家如此呼吁，“银行应当为实业服务，如果按过去的做法，随意抽贷，不管企业死活，等到企业倒光之后，接下来就要抽银行的筋。”如今，浙江不少地区银行不良贷款率不断上升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贷款利率应该降了。为什么国家能限房价，就不能限制企业贷款利率呢？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实在太高了！”前述房地产企业家称。

“除了依靠政府和银行之外，企业也要想想怎么自救。过去，我们只求做大不知如何做强做精，只知道投资却不知道有效投资，现在也是吃到苦果了。企业做强主业才是最根本的啊。”陈闵最后说，“我们现在也很纠结，一方面不想把企业困难的一面公开，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说，高层领导怎么会知道我们的痛苦？”

导读：对地方政府而言，当其支柱产业受到冲击时，祭出救市大旗成为不约而同的选择，但效果如何有待观察。

今年2月，一份文件在X地区企业家中广为流传。这份名为《关于化解风险企业资金链问题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26条”）的文件，对如何解决风险企业资金链问题，向政府、企业与银行提出了详细意见。因为总共有26条建议，因而被企业家们称为“26条”。

这个政策出台的背景是2月14日X区委常委会第51次会议。这次会议听取关于化解风险企业资金链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情况汇报，时隔不久，“26条”就出炉了。

作为亮点之一，“26条”明确提出了要对企业分类指导。由X区委副书记任组长的X区化解企业风险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化解办）对风险企业根据企业资产负债、生产盈利、市场前景等情况，分为重点扶持、企业重组、依法破产、逃废债务四类企业，分别制订具体措施，有针对性地进行处置。同时，政策要求企业坚持实事求是，积极开展自救和服从资产监管。

在银行方面，“26条”提出对按规定依法破产并经司法终结审理的企业，其损失部分应由银行予以核销；对于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要求银行尽一切可能先处置风险企业自身资产，处置后偿还银行贷款不足部分，再由担保企业通过贷款平移方式承担。并建议建立主办银行机制等措施。

在政府方面，“26条”要求各地及时摸清企业底子，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对于发展前景较好但暂时遇到资金困难的企业，可由区内国有企业参与注资，或由政府风险引导基金、产业基金跟进，也可由区再担保公司担保，待企业运作正常后，政府资金及时退出。另外，“26条”还指出，为了完善经济发展扶持政策，X区依据现有经济发展扶持政策，切出2亿元资金专项用于化解企业风险。

这一文件中，涉及企业方面的意见为4条，银行部分为8条，政府部分为14条。而后，化解办开始专项处理相关事务。

事实上，在这样的处理方式上，X并非开创了先例，2008年时，义乌就成立过类似的部门处理风险企业。当时的义乌市风险企业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由时任义乌市市长何美华亲自挂帅担任组长。义乌风险办成立后，义乌市国资公司专门拿出1亿元作为企业转贷应急资金，帮助符合条件的风险企业解决临时资金周转困难。应急资金主要针对4类企业，其中就包括“在多家银行融资且担保链复杂，易引起连锁反应，对行业及义乌龙头企业产生较大影响的企业”。

具体来说，先是企业向风险办申请借款，用它还银行贷款。银行收到转贷资金后归还银行贷款，在之后2个工作日内给予转贷并及时归还国资公司，资金的使用在贷款银行、国资公司、企业之间封闭运行，以求确保应急资金的安全。

而这次X的情况或许更为复杂，亦是对X区政府的一大考验。

浙江各地政府的前鉴已经证明，在互保危机中，政府如何作为关系重大。2011年时，温州市以5亿元应急转贷金专助困难企业。最终，企业家与银行对化解方案都有微辞。一位银行家表示，到最后，温州政府摆出了“互保是市场行为”的态度，对拉动企业没有出台具体的措施，只是“喊了喊口号”，“政府总以为银行有钱，要让银行让一点再让一点。但地方银行没有多少权限，更不能拍拍脑袋拿银行的钱来补漏。”最终，温州经济受重挫。

而另一个浙江经济重镇绍兴亦曾遇到同样的问题。事后，不少企业家称赞当地政府真正拿出了真金白银为企业着想。在风险企业的土地“退二进三”收储方面，绍兴市政府颇有力度。“实际上政府是拿未来的财政帮了企业。”

虽然官方尚未公开，但民间均估计X区本次互保涉及企业之多、之大乃是全国罕见。在本次风险化解中，X区政府面临数重挑战：一来，这次切出的2亿元是否能撬动庞大的互保链企业，仍是未知；二来，除了钱之外，政府还能给企业什么帮助？诸如“退二进三”收储或招拍挂收储等细节，都考验政府的规划、协调与运作的能力。

而在经济下行、房市遇冷的情况下，抵押物、地产等都有可能遇到价值缩水或无人问津的